忧患着人民的忧患，欢乐着人民的欢乐

——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永远活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

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

　　1958年，颐年堂。毛主席对苏联大使尤金说了一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：“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，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，我才快乐了。”

　　也许很多人在第一次读到上面这句话时会本能地疑惑：新中国建立了，当了一国领袖，怎么反而“没有一天是快乐的”？如果我们不只是停在情绪字面，而是把这句话放回到他老人家的一生，结合《毛泽东选集》一至五卷、《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》等权威文献来体会，就会慢慢看清楚：毛泽东主席的一生，说到底，是“忧患着人民的忧患，欢乐着人民的欢乐”的一生。他的喜与悲，从来不是为自己，而是始终与亿万劳动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 

1919年，毛泽东在长沙

　　一、从少年到革命者：一开始他忧愁的就不是自己

　　翻开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，你会发现一个特点：那是一个很早就“走到人民中间去”的青年。在湖南，他办《湘江评论》，写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，一开头就鲜明地写下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他的关切不是“我将来干什么”，而是“谁在受苦，谁能翻身”。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中，他跑到乡下去，看农会，看贫农、雇农怎样第一次站起来。他那篇报告不是冷冰冰的调查表，而是带着炽热的感情写下那句著名的话：“农民运动好得很。”那种“好”，不是政策技术意义上的“好”，而是他真切看到：

　　几千年低着头的人，第一次敢把腰挺起来了。

　　青年毛泽东的忧愁是什么？不是“出路在哪里”，而是“中国怎么办”，“穷人怎么办”。他在诗里写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”，写“怅寥廓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”，那不是一个书斋文人的自我陶醉，而是一种深刻的、几乎带点悲壮的发问：如果中国永远是军阀盘剥、列强宰割、农民流离，那我个人哪怕再“成功”，又有什么意义？这种早熟的忧患意识，决定了他后来不会成为一个只为自己、为小圈子打算的政治家。

　　二、从秋收起义到长征：人民在哪里，他就把党和革命“搬到哪里”

　　在很多经典文献里，都能看到一个一以贯之的选择：中国革命到底走哪条路？城市中心，还是农村包围城市？这是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、二卷中最核心的思想之一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一次“绝地翻盘”上，而毛泽东在《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》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？》等文中一再强调：中国是个大农村国，农民是最广大的群众；土地问题是最紧迫、最根本的问题；革命如果离开农民，就会陷入孤立。于是，他带着一支残破的起义队伍，上井冈山，与农民建立苏维埃，走了一条在当时看起来“不合教科书”的路：农村包围城市，武装夺取政权。

　　这条路，说穿了只有一句话：哪里有人民，哪里就是革命的根据地。长征途中，他写下《七律·长征》：“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。”那种豪迈背后，是对千百万红军战士和他们身后家乡父老的牵挂。长征不是浪漫主义的远足，而是带着整个中国贫苦阶级的希望去突围——如果走不出来，后面那些已经觉醒的农民、工人，还会不会再有一次这样觉醒的机会？

　　他在延安整风的时候，旗帜鲜明地提出“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”，“到群众中去”，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、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中，从哲学高度把这种“从人民出发”上升为一种方法论。换句话说：他不是一时“同情人民”，而是有意识地把“人民”当作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。 

 

　　三、建国的喜悦背后：他为什么说“解放后，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”

　　1949年，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：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”

　　那是整个民族欢呼的时刻。但如果翻看《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》1949—1953年的那些批示、谈话，你会发现：这位新中国的领袖，很快就从礼炮声中“冷静”下来，转向一个又一个沉重的问题：解放战争刚结束，千疮百孔：经济凋敝、通货膨胀、饥荒威胁；抗美援朝爆发，他一次次强调“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”，本质上还是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；土地改革，镇压反革命，“三反五反”……都是在清理旧社会留下的沉重包袱。在《为人民服务》那篇著名讲话里，他明确讲：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，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。这样一种自我定位，也意味着：人民真正“解放”之前，他不允许自己“轻松快乐”。于是就回到了那句“没有一天是快乐的”。新中国成立，对很多开国将领、干部来说，也许是“熬出头”的喜悦；但对毛主席来说，这只是第一步完成：旧世界推翻了，新的世界能不能真正属于人民，还远远没到可以庆祝的时候。 

 

　　四、1955年的短暂快乐：看到农民“组织起来”，他才露出真正的笑容。

　　为什么偏偏是1955年，他对尤金说“我才快乐了”？

　　如果去读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三卷中的《组织起来》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》《论十大关系》，再结合《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》中他对合作化、对高岗报告的批语，就会发现那种发自内心的松一口气。在他看来：土地改革，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分给农民——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。但这种基于小私有的小农经济，很快会重新走向两极分化。农业合作化、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，是在探索一条路：能不能在农民自己愿意基础上，把分散的小农组织成集体的、互相扶持的生产单位？1955年合作化高潮到来，农民大批加入合作社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步推进。毛泽东在文稿和谈话中多次流露出一种由衷的快乐：他第一次看到，革命的第二步，不只是写在党纲上的“将来”，而是开始在土地上长出嫩芽。这短暂的快乐，不是因为“政策完成了一个指标”，而是因为他看见：那些跟他一起走过二十多年革命道路的农民，那些几辈子给地主种田的人，也许真的可以不再回到老路上去了。这就是他“欢乐着人民的欢乐”最直接、最朴素的体现——农民有了集体的希望，他才觉得自己“可以快乐一下”。

 

　　五、三大改造之后：越“成功”，他的忧患反而越重，然而，正如在那段文字中已经看到的：

　　在“快乐”之后，他接着说——“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两个半年中，我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。”三大改造初步完成，所有制形式上社会主义基本确立，按理说是“最大喜讯”。但在《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》中，他的焦点迅速转向另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工厂里，“党政工团四大领袖”与工人之间形成了新的“上下级”；干部被称为“官”，工人虽然在名义上是“主人”，却不敢监督、不敢参与管理；农村里，一旦风向改变，合作社随时可能土崩瓦解，“包产到户”的呼声容易迅速扩散；“按劳分配”“物质刺激”如果处理不好，就容易偏向只讲工资、奖金、不讲主人翁权益。在《论十大关系》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等重要讲话中，他一再强调：不能只讲发展、只讲物质，而不讲社会主义方向、不讲阶级关系、不讲干部与群众的关系；不能让新生的领导机关变成新的“统治中心”。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：如果人民对“国家和工厂究竟是谁的”这一点没有真实感受，那么所有制即使写成“全民所有”，也可能有一天轻易被改写。这种忧虑，后来凝结成那句分量极重的话：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。”

　　这不是简单的道德责备，而是一个深刻的结构判断：如果权力、管理权、分配权从人民手中抽离出来，新的特权阶层就会在“公有”的外衣之下慢慢长大。

　　对毛主席来说，这种风险如果成真，不仅仅是“路线错误”、不是“一项政策失败”，而是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、几十年革命奋斗的意义，都会遭受根本性的质疑。

　　这，就是他为何在“三大改造成功”的喝彩声中，反而夜不能寐。别人看到的是“政绩”，而他看到的是“历史可能的逆转”。

 

　　六、从鞍钢宪法到“继续革命”：他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，也是因为人民。

　　后来的历史道路很复杂，但如果从“忧人民之忧”的角度看，他的逻辑是连贯的。在《鞍钢宪法》的实践中，他极力肯定那种：干部参加劳动，工人参加管理；实行“政治挂帅”，在尊重技术的前提下，防止专家、干部变成新的“高高在上者”；通过民主管理，把所有制真正落实到工人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上。这在《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》中有大量批示、讲话，贯穿着同一条主线：不能只在形式上改造所有制，更要在权力结构和人与人的关系中体现“人民当家”。到了60年代中期，苏东剧变的阴影已经在他心中形成强烈对比。他反复研究苏联从革命胜利走向修正主义的过程，把它看作一种“前车之覆”。

　　于是，他提出所谓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的理论：核心就是一条——在已经取得政权、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，怎样防止新的剥削关系、新的特权阶层在体制内部重新长起来？当他推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“冒险”。

　　今天，我们有条件从更冷静的角度来看待那段历史，看到了那动荡的十年所造成的伤害，这当然是应当直面和总结的课题。但如果只从“权力斗争”去理解，而忽视他内心深处那重重叠叠的忧虑，就很难解释：为什么一个已经“登峰造极”的领袖，反而一次次打破既得秩序，宁愿把自己送上争议与风口浪尖？我们不难理解，从他老人家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他完全最在意的是“9亿人民，将来究竟由谁说了算？”、“中国能不能跳出‘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’的历史周期律？”、“会不会又走上‘六朝何事，只成门户私计’的老路？”... ...，当然，他老人家也许不一定找到了最好的方式，甚至可以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但在他自己更深层次的逻辑里，这是一个时刻“忧患着人民的忧患”的一种最深切的表达。

　　试问：40多年后看今天的中国大地，又有谁能想到解放前的那种贪官污吏、黑社会等污泥浊水竟然又沉渣泛起呢？

　　人民心里都有一杆秤。难怪人民时时想念、年年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、敬爱的周总理、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！

　　七、晚年的眼泪：为的是谁的命运？

　　1975年，眼疾手术后，他老人家勉强能读一点书。唐由之医生见到他捧着陈亮的《念奴娇·登多景楼》，读到那句：“六朝何事，只成门户私计？”忽然就泣不成声。

　　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那一刻想到的，不是“我这一生算成功还是失败”，而是“几千年改朝换代，最后都变成了统治集团的门户私计——我们这一代人，究竟有没有让中国走出这条老路？”那是一个真正把“人民”放在心里一辈子的人，在生命最后阶段，对整个历史发展前途的一次强烈不安。他知道自己有错误，有局限，也无法完全掌控后来的走向。但他也知道，有一件事他始终没有改变过——即把自己的悲喜，始终绑在人民的悲喜上。

　　八、在历史评价之外，我们看到了那根“一以贯之的线”。

　　今天，我们讨论毛主席，已经很难回到那种单一、简单的评价。《毛泽东选集》与《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》摆在那里，既记录了他的理论光芒，也记录了他决策中的曲折。但如果只是在“功过比重”的天平上斤斤计较，而不去体会他那种“忧患着人民的忧患，欢乐着人民的欢乐”的内在情感结构，我们就会错过理解他的一把真正的钥匙。

　　这把钥匙，就是他一生反复讲的几句话：“为人民服务。”“一切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。”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。”“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特别之处，就是我们最彻底地不为自己打算。”这些闪耀的伟大思想光芒的话以及通过他老人家的身体力行，最真实、最有力地说明：这是一位真正把“人民”放在心里最高处的伟大政治家，他的一生，不是为自己“过得快乐”，而是为人民“有没有未来”而喜怒哀乐。当他在1958年说出“解放以来，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”时，他其实是在说：在人民真正站稳之前、走稳之前，我没有资格说自己快乐。我短暂的快乐，只属于看到人民有希望的那几刻。 

　　历史会继续评价他，时代会继续推进对他的再认识。但有一点，也许我们很难否认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很少有人像他那样，用自己的全部生命，去尝试回答一个问题——这个国家，能不能有一天，真正属于劳动人民。而“忧患着人民的忧患，欢乐着人民的欢乐”，正是他这一生最深处、也最值得我们认真凝视的一面。

　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！您老人家永远活在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！